海洋富含结构新颖的抗肿瘤活性物质，持续开展海洋抗肿瘤活性物质研发和获取专利知识产权是推动海洋抗肿瘤药物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保障。本文阐述了数种已上市、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海洋抗肿瘤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历程，指出了研发创新过程存在的药源、人才、政策等方面瓶颈和产业化过程存在的临床、市场、资金等方面瓶颈问题，提出了构建抗肿瘤药源种质资源库、基因库，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精准药物设计来缓解药源问题，探索推动建设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药物研发委托外包研究机构等产业化专业化平台，拓展多样化的抗肿瘤产品等建议，立足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禀赋，加大产学研合作，使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形成有特色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化应用。海洋药物; 抗肿瘤；产业发展创新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
恶性肿瘤在各类疾病中的死亡率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列居第二。我国每年用于恶性肿瘤的医疗费用超过2200亿元。海洋环境具有高盐、高压、低温、寡营养等极端环境特点，海洋生物可产生大量如抗肿瘤、抗菌、抗病毒活性的物质。现代大规模的海洋药物开发始于20世纪中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研究的海洋天然产物化合物超过25000个，有望进一步开发成为海洋药物等海洋生物产品。目前已批准上市的海洋药物约有14个，50多个海洋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抗肿瘤仍是海洋药物开发的重要领域。全球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年规模已达 (400~500) 亿美元，并保持年均15%~18%的高速増长趋势。我国现代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2009年出版的《中华海洋本草》收录海洋药用物种以及具有潜在药用开发价值的物质1500余种，为我国海洋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库藏量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为研究海洋活性物质提供重要资源库。我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302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451亿元，是海洋新兴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国内外海洋抗肿瘤活性化合物的开发范围和数量正在大幅度增加，但是大多数海洋药物领域的研究成果成药率非常低。本文通过梳理海洋抗肿瘤活性化合物文献热点、研究进展及产品情况，为推动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提出发展对策与建议。1.1 基础研究方面的发展现状
海洋动物、藻类、放线菌、真菌、细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资源是发现新抗肿瘤药物的重要源泉。海鞘在生物进化史上处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节点，次级代谢产物结构新颖、功能多样。香叶醇对苯二酚是第一个在海鞘中发现的活性化合物，具有抗白血病细胞毒性。目前，更多的天然产物从海鞘或其共生微生物中被发现。Plocabulin (PM184) 目前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处于II期临床试验，这种聚酮化合物最初是从海绵提取物中分离出来的，现在可以通过全合成用于药物用途。ι卡拉胶寡糖可诱导骨肉瘤细胞HOS凋亡并抑制HOS的增殖。从海藻中提取分离并经修饰的海洋硫酸多糖类化合物聚古罗糖酯 (912)，能明显抑制S180肉瘤的生长，体外能抑制肿瘤细胞ts-FT210的增殖。从海洋微生物中寻找抗肿瘤药物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已发现的微生物次生代谢物中，70%由放线菌产生，20%由真菌产生，7%由芽孢杆菌产生。学者从西太平洋深海水中分离出的Penicillium sp. allii-sativi，经实验发现其产生的的化合物andrastone A选择性地对HepG2这一肿瘤细胞展现出显著抑制作用。产自真菌Phomopsis sp. A123的去乙酰真菌环氧乙酯，含有氧桥，以环二烯为骨架，结构新颖，对乳腺癌等有较高的抗肿瘤活性。红树林来源真菌是海洋真菌的最大类群之一。学者研究红树林老鼠簕内生真菌来源化合物D1952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并有望成为靶向CDK2的抗肿瘤先导化合物。郭跃伟等开展了10种海洋生物来源候选药物的成药性评价，在10种海洋生物来源候选药物中，有6种用于抗恶性肿瘤，红树植物角果木来源的二萜衍生物Tagasin C为PAPR-1靶向抑制剂，对肝癌细胞等有明显的抑制活性，而对正常细胞的毒性低，适用于开发耐药或复发癌症的用药。当前世界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开发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突飞猛进，进一步推动了海洋抗肿瘤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本文作者林逸君曾梳理了2004~2013年间Web of Science收录的海洋抗肿瘤药物文献情况，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约5192篇，其中我国学者发表的文献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共有398篇。为进一步了解近年来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本文对2014~2022年间，Web of Science收录的相关文献进一步进行了分析, 以揭示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领域科研动态与发展态势，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如图1和2所示，以海洋和抗肿瘤为关键词，共检索得到2014~2022年间共4617篇文献，其中我国学者发表的文献数量共有1907篇，相比前十年，发表文献成果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数量上遥遥领先排名数量第二位、第三位的印度和美国。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领域：药理学、化学药物、分子生物学、肿瘤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微生物学、食品科学、高分子科学、中西医结合、材料科学等领域。相比前十年，食品科学、中西医结合等领域逐渐展露为研究热点。由于海洋药物研发周期长，海洋功能保健品、食品成为过渡阶段产品，因此食品科学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岩藻糖基硫酸软骨素、甲壳素和壳聚糖等糖类化合物在生物医学工业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例如，我国广东海洋大学学者Liu等参与研究了来自可食用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糖类化合物，综述了食用多糖的结构和功能特性并对全球市场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几十年来，据报道，海藻中的多糖具有广谱药理作用和低毒性，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抗癌药物来源。Kang等从龙须菜中获得了一种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的多糖，该化合物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来抑制癌细胞增殖。Lin等研究了东方滋补食品浒苔来源的抗肿瘤肽的制备及性质研究，研究表明其表现出强大的抗肿瘤特性。Zhong等则研究了海洋浒苔多糖的结构与功能，通过改性形成浒苔多糖衍生物，研究表明化合物具有多种强大的生物活性。我国海洋中药也渐渐走上世界舞台。2014-2022年间文献梳理研究表明，广东医科大学、南方海洋科学工程广东实验室湛江、中国科学院、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在该领域的文献研究成果走在前列。海木方汤 (Haimufang decoction) 是一种具有专利的用于肺部癌症治疗的中药处方，已在临床上应用于晚期癌症患者。Ma等通过研究旨在阐明其用于治疗癌症的机制，其可阻止细胞周期，刺激NCI-H1975细胞凋亡，在巨噬细胞RAW264.7中诱导M1极化。羊栖菜作为《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一种中草药，以治疗肿瘤而闻名，日常它可用于传统菜肴。Liu等梳理了羊栖菜的疾病治疗和营养潜力，讨论其作为海洋来源抗肿瘤药物的可能性。免疫疗法是一种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研究表明，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中药可增强宿主免疫力。Yang等研究了提高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的多糖等具有代表性的中药活性成分，以及对肿瘤的免疫调节和逃逸机制。中国海洋生物资源量和多样性丰富，具有很好的资源优势。例如Phakellistatins就是一类富含脯氨酸的环七肽，是从我国永兴岛海绵Phakellia fusca中分离得到的具有细胞毒作用的环肽。专利资源是紧密联系科技和经济两大领域的纽带，可以衡量产业的创新态势。截至2023年8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里，通过“抗肿瘤”“海洋”等关键词检索，筛除实用新型和无效发明后，统计得到的2003~2022年，在我国的有效授权发明专利和在我国生效的PTC专利数量为1237件，一一核对确认专利领域后，统计的2003~2022年间在我国有效的海洋抗肿瘤领域专利数据如图3所示。从专利可以看出，2010年前，在我国海洋抗肿瘤领域专利知识产权基本为薄弱空白阶段，科研成果以科学研究和发表论文为主，还未转化为专利成果。2011~2020年，专利量逐渐呈增长态势，2017年达到最高，之后年度除2021、2022年授权审批时限还较短以外，其他各年度的专利量在每年40件左右的水平。科技创新转化为专利成果有个时间滞后问题，目前海洋抗肿瘤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在我国正蓬勃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是企业生命力所在，发展海洋抗肿瘤药物应重视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活性物质成果并推动产业化。海洋药物研发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前期投资大、风险大，需要生物技术企业、研究机构、制药公司合作并投资。产学研合作促成了海洋生物医药的良性发展，通过合作进行海洋生物药品生产技术或生产权的转让与应用。美国通过《拜杜法》《国家合作研究法》等法律形成了完善的技术转让规范从而解决了产学研合作中成果归属问题。我国学者秦军也指出，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影响着产学研的长期稳定发展。刘海波等对我国政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要模式及其知识产权管理特点更加细化分析，包括联合攻关、共建研发平台、共建研发实体、共建科技园、整体对接、战略联盟等模式。目前很多药品开发普遍采用委托外包策略，由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与药物外包公司结成技术联盟，外包公司主要进行技术性强、专业分工明显的那部分研究开发内容，以其低成本、专业化、高效率的运作方式，受到产业链的高度重视。持续开展海洋抗肿瘤活性物质研发和获取专利知识产权是推动海洋抗肿瘤药物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保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将药物分为两大类进行管理，化药 (小分子化药、抗体类药物等) 和生物类药物。如表1所示，国内外已上市的海洋抗肿瘤药物有阿糖胞苷 (Cytarabine, Cytosar-U®)、甲磺酸艾日布林 (Eribulin mesylate, E7389, Halaven®, 海乐卫®)、曲贝替定 (Ecteinascidin-743, Trabectedin, Yondelis®)、阿普立定 (Dehydrodidemnin B，Plitidepsin, Aplidin®)、阿特赛曲斯 (Brentuximab vedotin, Adcetris®, 安适利®, 维布妥昔单抗) 等。除此之外，Plinabulin, Marizomib, Telisotuzumab vedotin, Plocabulin, Dolastatin-10等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由于天然产物产量较低，全化学合成是加快产业化进程的关键点。阿糖胞苷是世界上第一个海洋药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从海绵中提取分离得到具有生物活性的核苷类抗肿瘤先导化合物。而后阿糖胞苷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实现全合成，在Upjohn公司实现产品化，于1969年被美国FDA批准上市，适用于非淋巴细胞性向的白血病的治疗，目前能替代它的药物并不多。国内市场上阿糖胞苷的主力剂型为注射剂，该品种常年销售额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曲贝替定是一种来源于海鞘的生物碱类化合物。于2007年被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批准用于治疗软组织肉瘤，2015年经美国FDA批准被用于治疗脂肪肉瘤等，目前其在80多个国家的全球年收入已超过1亿美元。从活性物质发现到药品上市历时38年的长周期，最具代表性的合成路线是由日本育秀公司开发，解决药源问题为曲贝替定产业化打开了大门。甲磺酸艾日布林是源于海绵的大环聚酮类似物，主要通过改变微管动力学抑制细胞有丝分裂机制来发挥抗癌作用。2010年，甲磺酸艾日布林上市被用于治疗恶性乳腺癌，2019年甲磺酸艾日布林获得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批准进入中国市场。从发现到成功上市历经24年，艾日布林依然被视为采用纯化学合成方法生产的、结构最为复杂的非肽类药物。高难度合成因具有高技术壁垒，对下游制剂合作企业有更强的议价权，利润在产业链中处于高端水平。阿普立定于2018年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其研发过程也历经曲折。Didemnin B是从膜海鞘中成功分离得到的具有抗肿瘤细胞毒作用的环肽，对淋巴瘤和脑胶质母细胞瘤有一定疗效。Didemnins同系物中Dehydrodidemnin B的体内外抗肿瘤活性明显强于Didemnin B且会显著降低其细胞毒作用。Didemnin的经典合成方法于1997年报道，利用一系列磷盐多肽缩合试剂来合成酰胺产物，收率高，可获得大量的目标化合物。最终，Dehydrodidemnin B于2004年被美国FDA批准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疗，2018年正式获准上市。近年来，抗体偶联药物 (ADC药物) 发展迅猛，多个ADC药物获批，将ADC药物又推向新的研发高潮。国内外大型药企强强合作成为药物开发的有效路径。阿特赛曲斯于2011年上市，是从海兔毒素中提取的有抗肿瘤活性的抗体偶联药物，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和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sALCL)。2020年，获得我国NMPA批准，正式进入中国。自此生产企业武田公司已先后将三款创新的抗肿瘤产品引入中国，还积极与高校、研究所和医院开展合作，参与我国肿瘤领域的科研学术发展。Adcetris®原由Seagen (原Seattle Genetics) 研究，后来与Takeda联合开发，2021年Adcetris®全球销售额为13.06亿美元。2020年，默沙东与原Seattle Genetics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推进靶向LIV-1的ADC药物Ladiratuzumab vedotin (SGN-LIV1A) 的开发，并将平分后续的商业权益，目前其处于II期临床阶段。2023年，Sutro Biopharma公司申请的1类新药STRO-002注射液获得我国NMPA临床试验许可，拟开发用于治疗晚期恶性实体瘤，天士力生物通过一项约3.85亿美元的合作获得其中国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益。2.2 我国国内企业参与开发的海洋抗肿瘤药物产业化情况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产业化与美国、欧洲等相比，还处于跟跑阶段。2010年从海洋真菌Aspergillus sp. CNC-139中获得的化合物为模板合成的Plinabulin (NPI-2358，普那布林) 已进入Ⅲ期临床研究，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早在2021年8月，恒瑞医药斥资不超过13亿元人民币首付款加里程碑条款引进普那布林在我国的联合开发权以及独家产业化权益。药物研发的长周期合作过程中里程碑条款显得特别重要，有利于投入各方明确目标，加快推进药物产业化进程。但是，我国在糖类海洋药物开发方面独具特色并保持一定优势。K-001藻类糖肽复合物，是国内外首个用于胰腺癌治疗的国产新药，K-001是获得我国NMPA批准进入临床Ⅲ试验的抗肿瘤1.1类候选生物新药。2023年德大生物与上药控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创新药生命周期中的“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四个环节开展深度合作，德大生物专注药物研发，上药控股专注供应链创新服务模式。β-葡聚糖具有抗肿瘤作用，例如Yang等在褐藻中发现了一种β-1, 3/1, 6-葡聚糖 (BGl36)，其对RAW264.7巨噬细胞显示出免疫调节作用。南极褐藻中β-1, 3/1, 6-葡聚糖含量极高，为开发海洋药物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由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正大制药 (青岛) 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BG136抗乳腺癌药物通过我国NMPA批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是国际上首次将海藻来源的多糖应用于肿瘤的免疫治疗。BG136是申报化药临床，与传统小分子化药不同，BG136是大分子药物，其产品存在质量会随制备工艺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影响药性的困难，目前工艺已得到有效优化。在ADC药物开发方面，我国也紧跟国际研发潮流。维迪西妥单抗 (爱地希®) 是由荣昌生物自主研发的我国首个原创ADC药物，是我国首个获得美国FDA、我国NMPA突破性疗法双重认定的ADC药物。2021年，维迪西妥单抗胃癌适应症获我国NMPA批准上市销售。ARX788是我国一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已进入临床Ⅲ期，已证明对HER2阳性乳腺癌和胃癌具有临床活性。2023年ARX788在关键临床ACE-Breast-02研究中已达主要疗效终点，据此结果，新码生物申请提前完成临床研究并向我国NMPA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同时，在海洋抗肿瘤中药研发领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有170余种海洋中药被开发，处于起步发力阶段。海力特 (海麒舒肝胶囊) 主要成分为从昆布和麒麟菜中提取的一种多糖类药物，其抗肿瘤作用与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有关，对小鼠S180实体瘤、肝瘤H22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生产厂家为青岛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企业以中国海洋大学为技术依托，开展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储备，2002-2008年间企业主要产品实现产值5664万元人民币。在海洋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过程中，药源问题是制约因素之一。《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确认的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种类达到2万余种，其中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的约有7500种，但目前仅有不到2000种被初步鉴定。海洋生物资源分布密度相对低，而海洋生物体中的抗肿瘤活性物质更是在微克级或毫克级，活性物质的规模制备已经成为海洋抗肿瘤药物开发的关键限制性因素之一。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海洋抗肿瘤领域方向的多样性决定了人才团队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的多样性。随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复合型人才、产业化人才的缺乏也将限制产业的发展。人才培育成本高，也需要定期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展交叉学术方向创新人才培养。专利知识产权的撰写和保护方面的专业知识也需提高，光注重发表文章，未先申请专利，将给海洋药物发现和应用产生意想不到的损失。国家对国产新药研发高度重视，于2008年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并取得显著成果，其目标是从“仿制”转变为“创倍”，走“医药强国”之路。国家对现代药物研发的重视，海洋药物发展也迎来了重大机遇。但目前海洋新药领域产业端，还缺少国家级的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以培育海洋药物研究与产业化创新高地。3.2 海洋抗肿瘤药物成果转化产业化存在的瓶颈问题梳理近二十多年的文献研究发现，大多数文献研究以海洋抗肿瘤生物活性物质在体外细胞培养中的细胞毒活性研究为主，仅有极少数物质进一步研究体内抗肿瘤活性。由于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拥有多样性的抗肿瘤机制，对使用剂量和作用时间都很敏感，这些不确定性也必将导致临床给药方法的多样性，使得真正能临床应用的海洋抗肿瘤药物的种类依然十分有限。相比于国外，我国海洋药物研究成果成药率更低。例如海洋糖类药物“甘露寡糖二酸” (GV-971，商品名“九期一”) 是一种已上市的抗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才逐渐明晰GV-971的作用机理。该药物是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由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十分复杂，病程时间长，虽然该药的上市为患者提供新的用药选择，但是，我国NMPA要求申请人上市后继续进行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和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研究。类似的，在我国海洋药物研究领域，依然存在很多药物研究作用靶点和药理机制不明，容易造成药物品质控制不稳定，都给药物的产业化、市场拓展和大规模应用带来阻碍。具体到海洋抗肿瘤药物的上市许可必须基于Ⅲ期确证性临床研究结果，由于肿瘤疾病的特点，从药物筛选到最终产品上市，可长达10年以上。为加快海洋抗肿瘤药物的产业化进程，缩短临床周期是有效手段。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的主体以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主，例如，2014-2022年间我国海洋抗肿瘤文献研究量前两位的机构是中国海洋大学和中科院。这种现象往往容易造成海洋药物的开发与企业产业化脱节的问题。海洋抗肿瘤药物的筛选和研发与市场下游环节脱节严重，适应症与非海洋药物重叠严重，即使海洋抗肿瘤药物成功上市，也面临在市场上与化学药物难以形成有力竞争。我国的新药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和企业自筹，新药研发的高风险特点导致申请资金困难。海洋抗肿瘤药物作为新药研究的一大领域，资金也是其成功实现产业化的重要保障之一。我国大部分制药企业不敢向处于早期研究的海洋新药投资，最终导致很多基础研究成果难以成果转化，或是在产业化进程中提前因资金原因终止。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为使国内的海洋药物产业化与国际接轨，从跟跑向并跑、领跑前进，从加快海洋抗肿瘤活性物质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提出几点建议。4.1.1 构建抗肿瘤药源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缓解药源问题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海洋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资源种类丰富但天然抗肿瘤化合物来源有限，严重制约了海洋抗肿瘤药物的发展。产业化成熟度较高的海洋药物主要来源于微生物、藻类等资源，因此为了缓解药源问题，丰富药源微生物、藻类资源是一种思路。目前，依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已建成全球库藏量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和我国最大的海洋药源生物种质资源库，已开展研究发现了微生物来源馏分样品15000余份，发掘汇集海洋药源生物达6000份以上。其中，发现深海微生物新化合物700余个，占国际报道的深海来源新化合物60%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基于这些研究，针对海洋抗肿瘤领域，已攻关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先导化合物。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产业化应抓住这一重要契机，对海洋抗肿瘤药源生物种群进行研究，构建抗肿瘤药源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等，为海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4.1.2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展精准药物设计与活性评价在2018年出现了一些基于DNA信息的引人注目的新兴技术，比如新药预测、人工智能以及基因大数据的应用，结合体液活检可为多数癌症提供一种有效的早期筛查方法，并为精准确定癌症类型、设计抗癌药物提供线索。施定基等讨论了分子海洋药物在基因水平上如何进一步开发。可通过基因大数据带动科技创新，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精准进行药物设计，基于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优势，实现在抗肿瘤新药研发领域与国际接轨。以恶性肿瘤治疗和器官修复为目标，重点突破个性化肿瘤细胞、个性化/通用性免疫细胞、个性化类器官等功能细胞或者组织/器官三维规模化培养、扩增与临床前质控等关键技术，实现治疗性细胞、组织、类器官的精确三维体外培养，推进海洋抗肿瘤活性化合物在细胞、组织、类器官中的活性评价与验证，加快推动进入临床阶段。4.1.3 以打造国家“战略力量”为目标设立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制定海洋药物产业发展政策，以打造国家“战略力量”为目标设立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对标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等生物技术资源平台建立我所海洋药物技术大数据中心。加大对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的资金和人才培养支持力度。欧盟共体在1989年发起“从海洋生物资源中寻找新药”大项目，对7000多个海洋生物，15000多个海洋微生物进行了研究，发现了450多个海洋天然产物，其中31个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我国已建立世界上库藏量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菌种资源库。通过制定我国海洋抗肿瘤科学和技术专项计划，设立建立海洋生物采集、分类样品数据库；开展海洋微生物分离、大规模发酵；海洋天然产物筛选、鉴定；建立生物活性物质化合物数据库等专项，来加速大规模的生物活性筛选以寻找和发现新药或新药先导化合物。在人才培养层面，借鉴我国新药研究与开发“1035工程”经验，部署海洋抗肿瘤药物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建立从新药研发到产业化各个环节学科配套、专业齐全的科技队伍。建立专门的海洋抗肿瘤领域专利库和成果库，在研究成果公开前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和保护，动态筛选和更新知识产权库，为产学研合作奠定基础。4.2.1 培育药物研发委托外包机构，加大产学研合作从长期发展着眼，创新药物研究中多学科、多单位的联合产学研合作是趋势，有利于研究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抗肿瘤药物。新药创制需历经基础理论研究、靶点发现和验证、新药研发、临床试验以及市场验证等阶段。新药创新链条比较长，就很依赖于整个过程的产学研结合。目前，我国新药开发主要包括三种合作形式。院企合作开发，双方共同报批、生产新药。科技成果转让或许可，科研院所将临床批件或《新药证书》转让给企业或许可企业使用。科研院所或企业自主研发并实施成果产业化，新药产品利润用于支持新的项目研究。制药行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来源于新药创新水平，2014-2022年间文献梳理研究发现，目前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研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相关科研单位走在我国海洋药物创新研究的前列。“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我国在新药研发领域逐渐与国际社会接轨，出现了一些有研发能力的上市企业，生物技术创业公司也在资本市场的助推下变得多了起来，更有不少在国际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药物研发委托外包机构，促成了数十种国产Ⅰ类新药获批上市。目前应加大这些类型单位的产学研合作。为促进科研成果进入临床研究，注重培育药物研发委托外包机构也是关键的一环。例如药明康德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生物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的研发生产服务，加速药物从创新成果到商业化生产的研发进程，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新药研发的地位。厦门艾凯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药物发现、毒性测试、疾病建模、细胞治疗、个性化医疗干细胞解决方案以及原创药物发现和开发过程的专业化研发服务。探索推动药物研发委托外包研究机构等产业化专业化平台建设，有利于形成海洋药物技术领域优势力量集成、资源开放共享、创新资源整合的创新环境。4.2.2 灵活变换产品定位，开发多样化的抗肿瘤产品由于肿瘤疾病的特点，抗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周期更长，为增加患者有效治疗机会，以多样化的抗肿瘤产品丰富市场是趋势。目前我国抗体药物市场发展严重不足，进口抗体药物仍占主导地位。在抗体药物的产业化过程中，抗体小型化已成为抗体药物研究的主要趋势，海洋纳米抗体药物更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前景。采用中国沿海的软骨鱼资源，进行噬菌体展示、酵母展示、哺乳动物展示系统的优化，能很好地进行海洋纳米抗体药物开发，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更好的组织渗透性、更高的亲和力等优点。2014-2022年的文献梳理研究发现，抗肿瘤食品科学研究已成为热点。药物为病人所服用，保健功能食品则为由健康到疾病的过程的诱发态人体设计。药食同源的健康功能食品开发，成为与海洋抗肿瘤药物研发并驾齐行的重要内容。在海洋抗肿瘤药物研发的较长周期中，可先开发海洋抗肿瘤保健食品、抗肿瘤疫苗、二类医疗器械抗癌涂抹制品等产品抢占市场，同时推进药物临床试验，加快海洋抗肿瘤活性化合物产业化。处于已上市的海洋抗肿瘤药物以及处于不同临床试验阶段的海洋抗肿瘤药物，基本已解决了药物来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药物的二次开发，例如新适应症、新剂型或新用途等，类似于化学药物的开发思路与方式，将海洋药物进行二次开发，充分挖掘已有的海洋药物的潜力，均能以较低的成本快速提升海洋抗肿瘤药物的开发速度。在恶性肿瘤发病率高居不下的背景下，药物开发已经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应抓住这一机遇，探索推动建设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立足于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禀赋，加大产学研合作，与国际接轨，使我国海洋抗肿瘤药物研究形成有特色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化应用。版权声明：我们分享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此文出于学习分享、传播更多资讯之目的，无商业用途。若涉及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邮箱：xianghaiwenyao@126.com)，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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