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世界各地的记者、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被提醒，他们的通信设备可能会对他们不利。八年前，美国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泄露了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揭露了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运行的大规模监控程序。八年后，飞马计划揭示了间谍软件工具自那时以来的惊人演变和传播方式。，国家安全机构不再需要通过广泛的元数据拉网来监控感兴趣的人。相反，相对便宜的商业软件程序可以远程渗透到目标数字生活中最亲密的空间，窃取他们的信息和秘密，同时标记他们的确切位置。，当局经常坚称，这些工具只用于逮捕罪犯和恐怖分子。但是，在法律正当程序之外，被认为是对手的人很容易被秘密跟踪，这就夸大了谁有资格成为值得关注的恶意行为者的定义。越来越多的记者、人权倡导者和反对团体、律师、环保主义者、学者和商人被归入这一类。即使是贵宾和国家元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2022年7月，在飞马计划调查结果公布一年后，大赦国际警告称，“全球没有暂停销售间谍软件，这让监控行业继续不受控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智库的研究人员汇编的一个数据库显示，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有75个国家的政府——占全球所有国家的近40%——获得了商业间谍软件。在2022年底对《纽约时报》的评论中，创建该数据库的卡内基研究人员之一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评估：“对NSO及其同类的处罚很重要。但事实上，其他供应商也在介入。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会消失。”，间谍软件和其他类似飞马的服务已经被黑客团队等竞争对手公司推向市场。它以前总部设在意大利，在2010年代中期向41个国家的安全机构和地方政府出售“合法拦截”产品。同样，从2014年到2022年，德国FinFisher公司将其强大的FinSpy软件出售给了日益专制的土耳其政府，以及安哥拉、保加利亚、尼日利亚和南非。此后，两家公司分别在丑闻和刑事投诉的重压下倒闭。非营利法律组织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指责欧洲大陆的其他网络安全软件公司允许国家间谍机构在巴林和叙利亚犯下反人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