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推动气候与贸易交叉领域的政策，旨在降低碳排放、防止碳泄漏，并刺激国内产业。2023年10月，欧盟开始了其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过渡期，这是一项广泛的环境贸易政策。 2023年12月13日，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总结了2023年美国国会提出的四项与气候和贸易相关的关键法案，涉及研究进口商品的排放强度、实施碳强度费用以及对排放量征收广泛的税收。这些政策旨在建立跨党派的支持，并促进环保和经济发展。 第一项法案：PROVE IT Act 2023年6月，参议员Senators Chris Coons (D-DE)等在两党的支持下提出第一项法案——《提供可靠、客观、可核查的排放强度和透明度（Providing Reliable, Objective, Verifiable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Transparency ，PROVE IT）法案》。该法案提议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的贸易商品的相对排放强度，编制一份关于美国生产和从国外进口的碳密集型产品的排放强度的报告，以了解不同国家生产的商品在碳排放方面的差异。 第二项法案：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 2023年11月，共和党参议员Republicans Sen. Bill Cassidy (R-LA)等提出了《外国污染费法案（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FPFA）》。FPFA将对进口到美国的能源和工业征收费用。设定费率的方法尚未确定，将由美国能源部长确定。费用将根据排放强度的差异以不同的速度增加。碳强度核算类似于在PROVE IT下所做的工作，将由国家实验室完成。FPFA将增加碳密集型进口的成本，从而提高美国国内制造商的竞争力。该法案明确指出，它不会制定国内碳价格，也不会对国内制造商提出任何新的环境或报告要求。 第三项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 2023年12月，参议员Sen. Sheldon Whitehouse (D-RI)等重新提出了《清洁竞争（Clean Competition，CCA）法案》，众议员Rep. Suzan DelBene (D-WA)等在众议院提出了相同的配套法案。该法案将对国内生产和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强度费用，旨在鼓励减少碳排放。通过对国内制造商和进口产品平等地应用减排激励措施，并为脱碳提供资金，CCA可以推动美国的深度工业脱碳，同时也可以激励海外的工业脱碳。 第四项法案：MARKET CHOICE Act 2023年12月，众议员Reps. Brian Fitzpatrick (R-PA)提出了《重建实现美国现代化，以历史性的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扩张启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Modernizing America with Rebuilding to Kickstart the Econom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a Historic Infrastructure-Centered Expansion，MARKET CHOICE）法案》。该法案则建议对包括某些进口产品在内的所有排放征收广泛的税，以进一步推动减少碳排放的行动。该法案将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补充目前由联邦汽油税资助的公路信托基金。将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气候适应力和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这些法案共同体现了对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2023年10月，作为欧洲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改革的一部分，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将生效。目前，能源密集型行业不需要在市场上购买所有必要的欧盟ETS配额，以保持全球竞争力，因为剩余的配额可以自由分配给它们。CBAM计划逐步取代。。。
国际贸易支持了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融合和减贫。尽管如此，在向更加开放的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重大挑战。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结构变化是总体生产力提高的一个关键来源，但它们将带来调整成本。竞争力较弱的公司和部门可能会衰落，而竞争力较强的部门将不得不适应并抓住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新机会。一些工人将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公司，改变职业、行业甚至地点。非贸易政策有助于缓解这些挑战，并支持工人抓住新的机会。本文回顾了关于政策改革如何支持经济结构变化的现有文献。
碳边界调整，也称为“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是一套新兴的贸易政策工具，旨在防止碳密集型经济活动从气候政策相对严格的司法管辖区转移到政策相对不那么严格的司法辖区。边境调整有可能通过避免经济活动的转变来提高气候政策的环境有效性，这种转变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增加，这种现象被称为“碳泄漏”。它们也被视为通过减少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动机来保护工业竞争力的一种方式。欧盟（EU）正在推行CBAM，这将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此类政策的地区，并将与欧盟通过其排放交易系统（ETS）适用的碳价格保持一致。在没有明确价格的情况下，美国对边境调整的兴趣正在增长。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 confront the trade and climate nexus with two primary policy paths: a race to the bottom or a virtuous circle. A race to the bottom scenario occurs when countries abandon
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八倍，使中国成为与日本一样重要的股票投资者。根据官方消息，投资租赁和商业服务似乎占中国ODI股票的近一半，尽管这一数字被高估了，因为所有通过第三方和车辆的投资都出现在该行业，而不是实际投资的行业。通过使用公司层面的并购和绿地投资数据来纠正这一警告表明，事实上，中国的ODI主要用于资源型制造业。此外，中国和日本一样是重要的制造业投资者。估计结果表明，海外直接投资对大多数行业的国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表明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此外，ODI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调整到长期均衡的速度，并增加了劳动力需求的国内价格弹性。各部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但ODI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大多数部门往往是负面的。
我们认为，建立贸易失衡模型对于理解应对全球化冲击的过渡动态至关重要。我们建立并估计了一个具有两个关键要素的一般均衡、多国、多部门贸易模型：（a）由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引起的内生贸易失衡；（b） 各行业之间和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摩擦。我们使用我们的模型进行了几个实证练习。我们发现，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冲击”占美国制造业下降的25%，是实施平衡贸易模型预测的幅度的两倍。与此同时，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导致总体失业反应微不足道。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模型对贸易收益的预测与流行的“ACR”充分统计方法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我们对贸易和消费动态的长期收益的预测存在显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