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了紧急情况下国家主导的打击措施如何影响企业行为。通过将为应对中国空气质量危机而向城市集中派遣环境检查员的时间与对煤电厂污染的高频观测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在检查期间，主要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SO2）的浓度平均下降了25-27%，但在打击结束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工厂对中央和地方监管机构的问责会影响检查后减少的持续时间。允许公民在镇压期间对污染工厂提出投诉并不能提高长期有效性：基线的高污染并不能预测投诉，投诉也不能延长污染减少。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打击可能会促进国家层级、企业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不会实现永久的绩效改善。

国会于1980年颁布了超级基金计划，以清理全国最严重的非活动危险废物处理场。超级基金采用基于负债的方法，旨在帮助政府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进行资金和清理。本报告基于对两类私营方——大型工业公司（潜在责任方，简称PRP）和保险公司——的活动和支出的研究，实证研究了超级基金基于责任的方法对垃圾场清理成本的影响。分析的重点是保险公司和PRP的支出，以及将这些支出细分为清理和交易成本（在解决谁负责清理的争议时产生）。该分析包括由州项目发起的清理、私人进行的清理以及联邦超级基金项目中的清理。研究表明，不同网站的交易成本份额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更多关于国家非活性危险废物处理场特征的信息将更好地预测交易成本。然而，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场地进入清理过程的后期阶段，我们才能准确地了解超级基金和类似州法律基于责任的方法所产生的交易成本